其中的荦荦大者，是文明间关系，包括宗教间关系与教俗间关系。

这一信念的思想渊源，涉及儒家在轴心时代对传统宗教形态认知重心的转变，以及由这种转变产生的对人与超越之间关系的不同看待和对精神秩序的重新塑造。而祈则不一定非用语言，还可以通过歌哭的动作和无特定意涵的声音（号呼）感通神明。

【7】相对于《礼记》祭有祈焉的说法，汉唐儒者明显更倾向祭祀不祈，将祭祀视为志意思慕之情，只是生者内心思慕先人情感的表达，而不是为了祈求福祉。13 （宋）朱熹：《小学》卷九，朱杰人、严佐之、刘永翔主编：《朱子全书》第13册，第379页。既然自合有应，陈淳所提的第一种可能性在大方向上就是正确的，也意味着要在此前提下思考应之之理与现实不应的理由。19 （宋）陈淳：《北溪大全集》卷六，《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1168册，台北：商务印书馆，1986年，第548-549页。而对祷者来说，这在根本上是试图把生活处境与宇宙秩序的超越性力量相关联，在对神圣的信仰中获得应对现实生活困境的能力。

26 圣人也知有此理，故但言我不用祷，而亦不责子路之非也。2 杨树达先生指出：祷从示寿声，盖谓求延年之福于神，许君泛训为告事求福，殆非始义也。这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拒绝接受儒家价值观及其礼教规范，不愿意为成圣成贤而努力修身养性、不断自我克制自我反省、牺牲世俗生活的各种享受，那他/她就是禽兽，根本就不是人。

概括而言，清教运动体现着某种古老的信仰或文化价值系统的一场自我革命。至于皇族内部血亲之间为争夺皇位而公开毁弃亲情伦理、自相残杀的事情，从宋代到清代，理学盛行的近一千年间，似乎只有一次，即明代的靖难之役。这就像中世纪后期欧洲天主教会在文艺复兴及商业文化兴起等日益世俗化的社会生活环境中趋于腐化、并导致信仰危机一样。当然，更多人皈依信仰倒不一定都是经历了王阳明、佛陀、耶稣、洪秀全之类的比较极端的人生苦难经验，而是深受社会、家庭等生活环境的影响和熏陶，比如出生在一个浓厚宗教氛围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里，从小深受父母或身边亲友的宗教态度、宗教气氛的影响和熏陶。

进而，人从事任何一项事业都应该怀有一种敬畏之心去认真对待，只有这样才能彰显本心、体悟天理天道，达到儒家所追求的道德理想境界。如果清教徒不是生活在当时的西欧北美，不是生长在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社会、政治法治和思想文化的环境下，而是生活在当时的中华帝国，易言之，如果清教徒是当时的中国人，那么，恐怕其能够为上帝增加荣耀、证明自己为上帝选民的世俗事业即所谓天职就不一定是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而更可能是别的，比如参加科举考试、入仕当官等等。

天主教垄断着欧洲人精神信仰数百年之后，也渐渐走向僵化、腐化，并逐渐沦为教士阶层自己的贵族文化而脱离社会大众，其繁琐的各种仪轨礼节无非就是为了显示教士阶层的神圣地位，但却令普罗大众望而生畏、敬而远之。既然天理无处不在，事事物物都是天理的体现，砍柴担水之类貌似形而下的事功也能彰显人的本心、也能体现天理，也能使人从中悟道甚至达到圣贤道德境界，那么，人就应该认认真真地将这些形而下的事情做好，而不能心存不屑，马虎糊弄。当然，致良知不是一劳永逸的，需要每个人经常不断地对标对表儒家道德理想进行自我反省，不断地克制乃至消灭一切私心私欲，这样才能彰显本心。所以前者貌似重视个体，但实际上讲的只是个体必须承担的道德义务，把责任落实到每个个体身上，不容许逃避，对于个体的自由和权利则避而不谈，——至于某些哲学流派把自觉服从道德戒律也说成是自由，这与自由主义意义上的社会政治生活中的自由是完全风牛马不相及的两回事。

宋明理学同样也是为了纯洁儒家信仰，与欧洲的宗教改革、清教运动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因此，现代意义的个体主义总是与思想信仰的自由、个体生活方式选择的自由，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为了实现这样的事业、也就是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和理想，人们完全可以做到自我节制，或者放弃奢侈享乐。理学援佛入儒最主要最集中的是在功夫论方面，比如佛家尤其禅宗的打坐、禅定等方法就直接影响到理学家倡导的修行功夫。

在这种一元化权力的社会里，理学那种对道德价值和理想信仰的独断性追求很容易被包括皇权国家和家族等小共同体在内的专制权力加以利用，变成一种压迫性的意识形态。至于传统的繁文缛节，更是表面的花样，与内心的信仰没有关系，热衷于这些礼节仪式的人甚至往往是善于演戏的伪君子。

由此，理学获得了能够长久存续并发挥重要的社会影响力的内在生命。中国古代对自然规律的认识一直都充满了神秘主义色彩，将人的主观意志与外部世界的客观规律混在一起，认为外部世界（人类社会、自然界）的运行受某种神秘意志（天）的主宰，而这个神秘的最高意志（天）本身又是道德的本源，因而世界秩序都恪守和体现某种道德价值，所谓的天人合一、天人感应之类的思维方式即是由此而来。

所以才会强调格物致知、即物穷理，即通过考察事事物物，体会事事物物中存在着、体现着的天理，就能逐渐地对天理有真正的认识和掌握。所以儒家虽然也讲恕，但是，儒家对待不同的思想、信仰、价值观念却是绝对不宽容，尤其宋明理学更是将这种不宽容发展到顶峰，理学家们总是毫不犹豫地将不愿意接受儒家道德理想和价值理念的人直接打入禽兽之列。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引发了人们对于宗教信仰与职业伦理的关系的浓厚兴趣，将儒家伦理与清教伦理两者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做一些比较分析无疑是很有意义的。理学这种道德专制在中国明清两代长期持续，直到二十世纪随着君主制度在中国的终结，理学才退出统治地位。但这两者其实是矛盾的，是不可能也不应该合二为一的。这种解释无疑大大简化了普通人皈依信仰或文化价值的途径，为千千万万普通人接受这种信仰或文化价值体系提供了可行的捷径，而且也打破了传统的信仰体制、精神文化体制那种高高在上、远离大众、脱离人间烟火的僵化状态，有利于肃清传统体制注重各种繁文缛节所带来的一系列弊病，比如官僚主义、文牍主义、腐化堕落等等，并将那些利用信仰、文化价值的话语权谋私利的名利之徒驱逐出去。

而到宋代以后，由于历代理学家的努力，为儒学提供了一系列坚实的道德形上学基础，并为普通人皈依儒家道德理想、追求成圣成贤提供世俗化的路径，使得儒家学说开始在人们心中树立起神圣地位，儒家所鼓吹的纲常伦理也因理学家们的努力而被赋予了天理这样的神圣性，君臣父子夫妇伦理的神圣不可侵犯性逐渐地被人们普遍接受、认同。清教运动中宗教的势力暂时占上风，但是随后王权兴起，对教会权力构成强有力的制衡。

而对于不信仰其宗教（教派）的人，尤其是对所谓的异端，绝不宽容，往往予以各种迫害，有时极其残忍无情。四、清教运动与宋明理学的不同结局、后果之比较清教运动是为了纯洁信仰，其在信仰问题上是极其严格、毫不宽容的，不但要求信徒自己绝不可以受世俗享乐的诱惑，必须严守苦行僧式的生活方式，而且还要求整个社会都必须如此。

另一方面，从汉代到隋唐，儒学资源为世家大族所垄断，成为一种高高在上的贵族文化，严重脱离普罗大众。清教徒通过世俗事业（资本主义工商业）来为上帝增加荣耀并证明自己是上帝选民的思路，与宋明理学关于在砍柴担水等世俗的日常生活中也能体现天理、体验本心、悟道成圣的主张，颇为类似，都有利于培养和促进人们在世俗生活中的敬业精神。

那些虔诚的信徒，很多都是基于个人的人生经验而皈依某种信仰，这种人生经验类似于王阳明困于龙场而悟道、佛陀在菩提树下感悟人生诸种苦而悟道成佛、耶稣上十字架殉道、洪秀全科场失意之后遭遇的精神失常等等。然而，所有这一切，全都是人把自己的道德想象强加给这些自然事物的，离开了人的想象，这些事物本身谈不上有什么道德品质可言，一切都是纯粹的客观规律使然。从这个意义上说，类似清教徒入世禁欲主义天职观这样的职业理念在人类社会中并不罕见，那些完全没有任何宗教背景而乐于献身于某种事业的人们，比如某些敬业至极的科学家、学者等，其实都具有类似的职业态度，他们同样不是为了追求世俗的物质利益、享乐，甚至也不是为了评职称、当教授博导、院士，而纯粹是为了出于对科学、学术研究本身的兴趣，为了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而投入其中、为之献身。毕竟在古代社会里，读书识字的人只是少数，即使是读书识字的人，也未必都有那样的能力和兴趣去穷究儒学学理，去探讨理气之类抽象的形上学命题，能有这样的兴趣而且能这样做的人，即使在读书人中，也是屈指可数的极少数。

所以心学在明代盛行，并不是偶然的。陆王心学与程朱理学在追求信仰的路径上存在明显的差异，程朱强调格物穷理，要求人们去认识事事物物中所蕴含着的天理，这是一种向外的认知路径，而且具有较多的理性认知色彩。

陆王心学就是为了解决程朱理学的上述破绽而提出来的。这些最虔诚的信徒为了实现其力挽狂澜的革命目标，往往会走极端，成为某种宗教或文化传统的极端主义者、原教旨主义者。

这场自我革命主要是在三个方面展开：一是在内容上，为儒家道德理想提供新的形上学依据，夯实儒学的知识、学理根基。可以想象，那种坚持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原则的儒家君子，对待不同的思想信仰，未必会是持宽容的态度，倒是完全有可能必欲消灭之而后快。

当人们看清了所谓天人感应的迷信话语实际上不过是为现实权力需要而人为炮制出来的谎言之后，不仅这套鬼话逐渐失去了欺骗性，而且融合了这套鬼话的儒家学说也开始失去了神圣性，进而儒家所主张和维护的社会政治秩序、尤其是作为儒家最核心价值理念的君臣父子伦理也失去了令人敬畏、令人尊崇的神圣感。所以，要认识天理，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消除这些私心私欲及各种现实因素，回归心的本真状态即本心。清教运动后来引起社会民众的普遍反感，人们对其敬而远之，并以各种方式抵制清教徒那种对社会世俗生活的严厉管控。汉景帝时期辕固生与黄生的一场辩论，充分彰显儒学在维护皇权统治合法性方面存在着严重的漏洞，这就是君臣伦理与天道之间的深刻矛盾：如果严格依照儒家君臣伦理神圣不可侵犯的原则，那么汉朝自身出身就有问题，汉朝的建立就是不合法的，因为身为大秦皇朝臣子的刘邦，竟然推翻秦朝，这本身就完全违背了起码的君臣伦理。

由此提出所谓儒家自由主义或自由儒学，将心学对个体价值的强调与自由主义沟通起来。这个功夫就是王阳明说的致良知，良知是每个人都先天具备的判断善恶是非的道德本能，只要我们能够发扬良知，就能回归本心，彰显天理，成为圣人。

厌倦了清教徒式的生活方式的人们，自然可以借助于世俗力量（王权、贵族等）削弱宗教的权力。所以说，严复对于思想信仰自由的理解显然是完全错误的。

其中一个关键就是所谓的良心自由，即个体应当听从自己内心的召唤，按照自己信仰的道德律令去行动，而不是屈服于外部的权威。个体德性完善之后，这个社会、国家、世界自然就会完善。